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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供应链区域化本土化重组研究报告
——碳减排规则与市场准入标准差异下的汽车产业重构
编制单位:泷澹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泷澹工业研究院 泷澹新能源汽车产业网研究部
报告时间:2026年10月
【报告摘要】
全球供应链正在经历一场以“区域化”与“本土化”为核心特征的深度重构。本轮重构并非纯粹的市场行为,而是碳减排规则、市场准入标准与地缘政治三重力量叠加作用下的制度性重塑。在汽车产业这一全球化程度最深、产业链最长、碳中和压力最大的制造业部门,重构的速度与烈度尤为突出,其对全球分工格局、贸易流向与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正在由边际层面上升为结构性变量。
本报告形成三项核心判断。其一,碳减排规则的区域分叉是重构的第一推动力。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与《新电池法》为代表的环境规制,将碳排放成本由隐性推向显性,使任何依赖出口的经营主体都必须重估其全球产能布局。其二,市场准入标准的制度性分化是重构的第二推动力。美墨加协定将乘用车与轻型卡车的区域价值含量要求提升至百分之七十五,欧盟拟议的“欧盟原产”规则要求整车本地组装、非电池零部件本地化出厂价值比例原则上不低于百分之七十,原产地规则事实上成为本地化制造的门槛性条件。其三,中国汽车产业正以“产能出海”回应这场重构。截至研究时点,中资品牌海外产能基地已超过二十个,海外本土化生产规模接近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一个与整车出口规模并行增长的海外产能增量正在成形,标志着中国汽车从“产品出海”向“产业出海”的质变。
报告进一步指出,区域化本土化重构在推高合规成本、加剧标准割裂的同时,也为后发企业提供了通过属地化生态与绿色合规体系构建竞争壁垒的历史窗口。对经营主体而言,属地化合规、绿电溯源、碳足迹管理与本地化生态建设成为新的竞争力维度;对产业政策而言,在全球规则加速分化、区域市场相互割裂的格局下,如何保持供应链韧性、争取标准话语权、推动规则互认,是需要前置谋划的战略命题。本报告基于公开资料与行业数据,从机制、路径、实证、效应与对策五个层面展开系统分析。
目 录
全球化鼎盛时期,供应链的运行逻辑以效率为第一原则。跨国企业依据要素成本、规模经济与物流便利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产能,形成覆盖数十个国家的精细分工网络,汽车产业是这一逻辑的极致体现:一辆整车通常由来自数十个国家的数千种零部件组装而成。然而,进入本世纪二十年代,这一以效率为核心的单一逻辑被多重约束打破。
首要约束来自气候变化治理的制度化。全球气候治理正从“国家承诺”迈向“贸易工具”,碳排放不再仅仅是企业社会责任议题,而转化为具有强制力与可核算性的市场准入条件。不同经济体在碳定价水平、绿电结构、核算边界与执行时点上的显著差异,正在形成相互分叉的规则体系。次要约束来自市场准入标准的制度性分化。以原产地规则、本地化含量要求与绿色标准为载体的新型贸易壁垒相继出台,区域贸易协定正在把“在区域内制造”设定为享受优惠待遇的前提,供应链的地域分布由此不再纯粹由成本决定,而在相当程度上由规则决定。
第三重约束来自地缘政治的安全化转向。主要经济体将供应链安全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关税、出口管制、友岸外包等手段重塑贸易流向,供应链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汽车作为大宗、高价值、兼具战略属性的制造业产品,天然处于这一转向的核心位置。在上述三重力量作用下,全球供应链特别是汽车供应链正沿“区域化、本土化”两个方向加速重构:区域化指向供应链地理范围从全球向区域收敛,本土化指向生产活动向消费市场所在国或所在区域聚集。这一重构的规模、速度与持续性,已经超过一般意义上的贸易结构调整,构成一场制度驱动的产业地理重塑。
从历史维度观察,产业供应链的区域化并非全新的现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日本汽车产业在出口高速增长遭遇关税与原产地压力后,被迫大规模向北美与欧洲转移产能,最终形成“贸易加投资”并行的全球化格局,这一进程被研究者视为当代全球汽车产业地理重塑的范本。相较之下,本轮以中国汽车产业为主角的区域化重构,叠加了碳中和与数字化的双重时代约束,其制度密度与规则复杂度远高于上一轮,由此更具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
本报告围绕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展开:区域化本土化重组的宏观机制是什么;汽车供应链以何种路径完成这一重组;中国汽车产业在其中的位置、效应与应对之策为何。报告以碳减排规则与市场准入标准差异为主要分析线索,结合中国汽车品牌海外布局的实证材料,给出机制性判断与前瞻性建议。
碳排放规制的区域分叉,是本轮供应链重构最具制度张力的推动力。其本质在于,主要经济体在“如何为碳排放定价、以何种标准核算、何时执行”等核心问题上并未形成共识,而是各自立法、各行其是,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出一张相互独立的合规网络。
欧盟走在碳规制的最前沿。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于2026年1月1日正式实施,现阶段直接覆盖进口至欧盟的钢铁、铝、水泥、化肥、电力与氢六大类产品,其核算逻辑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相衔接,对进口产品在欧盟碳价与出口国已承担碳成本之间的差额予以调节。更值得关注的是其扩展路线:欧盟已提出立法草案,计划自2028年起将碳边境调节机制的范围扩展至机械装备、汽车及其零部件等约一百八十种钢铝密集型下游产品。一旦落地,汽车及其上游材料将直接暴露于碳成本显性化机制之下。与此同时,欧盟《新电池法》自2026年8月18日起强制实施碳足迹等级标签制度,所有出口至欧盟市场的动力电池均须加贴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数值标签,碳足迹等级划分为A至E五级,超过最大碳足迹阈值者预计自2028年起被直接禁止进入欧盟市场。该法规还设定了最低再生材料含量目标,自2031年8月18日起,相关电池须满足钴百分之十六、锂百分之六、镍百分之六、铅百分之八十五的最低再生含量要求。这些条款共同构成对电池及电动汽车全生命周期的纵向规制,其影响不限于电池企业本身,而是沿供应链向上游原材料开采、中游电芯制造、下游整车组装逐级传导。
碳减排规则的区域分叉由此产生两重效应。一方面,形成“标准高地”与“规则洼地”并存的格局:在欧盟等高标准区域,合规成本上升;在尚未建立同等规制的发展中区域,则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相对的成本洼地,吸引高碳环节迁入。另一方面,企业面对多套互不兼容的核算体系、标签体系与阈值体系,难以以单一标准统一全球合规,供应链在事实层面被“规则”分割为若干相互独立的区块。这正是区域化重构得以发生的制度根源。
需要指出的是,碳减排规则的区域分叉并非完全随机,而是与各经济体的能源禀赋、产业结构与政治议程深度绑定。绿电占比较高、碳核算体系相对完备的经济体,往往倾向于设定更严格的碳准入门槛,以将碳排放的外部性内部化并保护其本土产业;而依赖高碳能源、绿色转型滞后的经济体,则倾向于以宽松规制换取产业承接。由此形成的“规则梯度”,使全球生产布局呈现出向绿电洼地与规制洼地双向迁移的复杂图景,汽车及其上游产业链的区位选择,也被注入了能源与碳政治的全新变量。
如果说碳减排规则从成本端推动重构,市场准入标准的制度性分化则从准入端施加约束,二者相互叠加,共同划定产能的地理边界。美墨加协定是原产地规则强化的标志性案例。该协定将乘用车与轻型卡车的区域价值含量要求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期的百分之六十二点五提升至百分之七十五,同时要求整车生产所用钢材与铝材中至少百分之七十采购自北美,并规定发动机、变速器、悬挂、转向、底盘、电池与车身等核心零部件须在区域内制造。不符合上述原产地要求的产品,在美国进口时原则上适用乘用车百分之二点五、轻型卡车百分之二十五的最惠国关税。这一规则的实质,是以关税为杠杆,强制跨国车企将整车与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布局于北美区域之内。
欧盟则在“原产地”概念上推进更为深化的制度设计。根据相关提案,未来部分公共采购及公共支持计划中的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与燃料电池车辆,须满足“欧盟原产”要求,即整车在欧盟境内组装,除动力电池之外,欧盟原产零部件的出厂价值比例原则上至少达到百分之七十。2026年9月欧洲议会进一步提出修正案,拟引入更为严苛的产能占比规则:若某第三国在特定领域的全球产能占比超过百分之四十,将触发额外的准入与审查安排。此类“本地化含量加本地组装加产能占比”的组合性要求,已远超传统关税壁垒,构成系统性的本地化制造门槛。东南亚、拉美与中东等新兴市场同样在提升本地化制造要求,多国通过本地化含量比例、本地采购清单、关税梯度与产业政策补贴等手段,鼓励整车与零部件本土生产。市场准入标准的这种制度性分化,使“在哪里制造”成为与“以何种成本制造”同等重要的决策变量,直接推动产能向消费市场所在区域迁移。
原产地规则与本地化要求本质上反映了贸易自由化与产业保护的再平衡。当关税壁垒因区域贸易协定而下降时,原产地规则便成为防止“规则套利”的关键工具,其精细程度与执行严格度在近年来显著提升,并出现从“价值含量”向“产能占比”“技术含量”扩展的立法倾向。对后发进入者而言,满足此类规则所需的不仅是资金,更是本地配套体系、人才与技术转移的长期投入,这使得产能布局从一次性投资转化为持续的属地化经营能力建设。
碳规制与市场准入之外,地缘政治的安全化转向构成第三重、也是更具突变性的推动力量。供应链的地缘政治属性在于:它不仅是经济效率的组织形式,也是战略安全的承载体。当主要经济体将供应链韧性上升为国家战略目标时,供应链的地域分布便被注入了超越成本逻辑的考量。美国的政策转向最具代表性。在加征进口汽车关税的同时,美国推动供应链的“友岸外包”与“近岸外包”,鼓励制造业回流北美与盟伴区域。中国商品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已由2017年前后约百分之二十一的高位显著回落,2025年8月降至约百分之九;2025年4月相关关税宣布后,一年之内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份额由百分之十三点四降至百分之七点五。尽管回岸与近岸在全球总采购中的占比在2025年仅为约百分之七点六,较2024年的百分之七点一仅小幅上升,但其方向性意义大于规模意义:它确立了“安全与韧性优先于纯粹成本”的新基准。
对跨国企业而言,地缘政治风险使单点依赖变得不可承受,由此催生双重采购、多区域备份与产能分散化。对身处贸易摩擦前沿的中国汽车企业而言,通过在东道国本地化投资嵌入当地产业与就业,既能在关税与准入层面获得豁免与缓冲,也能在政治层面降低敏感度。地缘政治由此与碳规制、市场准入一道,共同构成推动汽车供应链区域化本土化的三重合力。三者在机制上相互独立、在效果上相互叠加,使本轮重构呈现出多维驱动的复杂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供应链安全化的对象并非仅限于单一国家,而是延伸至关键原材料、能源通道与核心技术环节。汽车电动化使锂、钴、镍等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安全成为大国博弈的新焦点,各国通过储备、投资与多元化布局争夺关键矿产控制权。这使得汽车供应链的区域化重构不仅是制造环节的地理收敛,更是从矿山、冶炼到电池、整车全链条的重新配置,其复杂程度远超传统制造业的产能转移。
汽车供应链区域化重构最直观的路径,是从产品贸易转向产能投资。在这一路径下,整车与零部件的供给不再依赖跨洋物流与关税优惠,而是转向在目标市场所在区域建设制造能力,以本地生产对接本地需求。这一转向在数据上有清晰呈现。根据行业研究机构数据库,中国车企的海外设计产能由2023年的约三百四十四万辆,增至2024年的约三百九十六万辆、2025年的约五百二十六万辆,到2026年已接近六百八十五万辆,三年间接近翻番,如图1所示。海外产能的快速积累,意味着一个与整车出口并行的“海外制造增量”正在形成,其规模已经接近中国整车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中资品牌海外产能基地数量超过二十个。
图1 中国车企海外设计产能增长趋势(2023—2026)
数据来源:盖世汽车研究院数据库,经编制方整理;单位:万辆。2026年为截至研究时点的接近值。
产能投资的具体形态呈现多样化。以比亚迪为代表的企业依托全产业链优势选择自建工厂,已在泰国、巴西、匈牙利、印尼等地布局八个制造点位,其巴西基地占地四百六十八万平方米、投资五十五亿雷亚尔,是其在海外建设的最大整车制造基地,由新能源乘用车整车、电池模组组装与商用车制造三座工厂构成。以吉利为代表的企业则擅长股权协同与存量盘活,通过接手福特西班牙工厂、宝腾马来西亚工厂等既有产能实现低成本扩张。以奇瑞为代表的企业出海网络最广,布局八个整车工厂、十六个KD散件组装基地,覆盖一百三十余个国家的渠道网络。不同模式的选择,反映了企业在资金实力、产业链整合能力与风险偏好上的差异,也共同勾勒出从“出口卖车”到“就地造车”的总体转向。
从历史经验看,这一从贸易到投资的转向与日本车企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路径高度相似,但驱动机制存在显著差异。日本车企的海外投资主要源于贸易摩擦与汇率压力,其逻辑仍是效率与市场的再平衡;中国车企本轮海外投资则在传统因素之外,叠加了碳规制、原产地门槛与数字生态的强制约束,投资决策的综合考量维度明显增多。这一差异决定了中国车企的海外产能更强调“绿色合规”与“本地化生态”的双重属性,而非单纯的低成本扩张。
原产地规则是产能向区域迁移的直接制度诱因。当“区域价值含量”“本地组装”“本地采购”成为享受优惠待遇的前提,企业便不得不在目标区域之内完成相应的制造布局,否则将承受高额关税或丧失市场准入。在北美,美墨加协定百分之七十五的区域价值含量要求,促使依赖全球供应链的车企重新审视其产能分布。对未能满足区域含量要求的整车,美国原则上征收高额最惠国关税,这使得在墨西哥、加拿大或美国本土布局整车与核心部件产能,成为进入北美市场的现实前提。
在欧洲,欧盟“欧盟原产”的拟议要求与碳足迹规制叠加,正在改变中国车企进入欧洲的方式。以往以整车出口为主的模式,逐步转向在欧盟境内设厂、本地组装,并同步构建本地化供应链。中国企业相继在匈牙利、西班牙等地布局整车产能:奇瑞于2024年与西班牙车企成立合资公司,接手日产在巴塞罗那关闭的工厂,以“奇瑞技术加EBRO品牌”的方式重启生产,首款车型于2025年11月下线,并计划到2029年将产能扩大至约十五万辆;上汽规划在西班牙打造其在欧盟区域的首座整车工厂;零跑、比亚迪、广汽等亦相继推进欧洲本土产能。原产地规则由此不仅决定了“在哪里卖”,更决定了“在哪里造”。
本地化制造对产业链的带动作用同样显著。整车厂的落地往往伴随零部件供应商的属地化配套,形成以整车为龙头的区域产业集群,这在东南亚与欧洲的布局中均有体现。上汽在印尼同步建设核心供应商园区,比亚迪在泰国带动本地供应商体系成长,均表明原产地规则驱动下的本地化制造,正在从单点产能升级为产业链的群体迁移,其对东道国产业生态的重塑,也是区域化重构可持续性的重要基础。
除原产地规则外,碳足迹核算与绿电约束正驱动汽车产业链在能源属性层面进行再布局。汽车电动化使动力电池成为整车的价值核心与碳排放焦点,而电池的碳排放高度依赖电力结构:同一型号电池在不同电力结构下生产,其碳足迹可能相差数倍。在欧盟《新电池法》的碳足迹等级标签与阈值制度下,绿电占比低、碳足迹高的电池将面临准入障碍乃至禁售风险。这促使电池与整车企业重新评估产能区位,向绿电充裕、核算体系友好的区域迁移或配置产能。中国企业在全球动力电池市场合计份额超过百分之七十,既是全球电池制造中心,也是电池技术标准的事实输出地。宁德时代已在德国图林根州运营工厂,2025年又与相关方在西班牙合资建设规划年产能五十吉瓦时的电池工厂。在印度尼西亚,中国企业投资正帮助构建涵盖镍加工、电池生产与回收的一体化电池产业。碳足迹约束由此在传统产业区位因素之外,新增了“能源与碳属性”这一决定产能布局的变量,使产业链迁址的逻辑从成本与市场,扩展到绿色合规与绿电可得性。
绿色供应链的重构还体现在电池循环利用与再生材料环节。欧盟《新电池法》所设定的最低再生含量目标,使废旧电池回收、再生材料认证与电池护照成为进入欧盟市场的必要条件,倒逼企业在海外布局时同步构建回收网络与再生材料供应链。印尼镍冶炼、回收一体化项目的推进,以及电池护照体系的逐步落地,均表明碳足迹约束已从单一的生产环节扩展到电池全生命周期,产业链的绿色属性正成为与成本、市场并列的核心区位变量。
截至研究时点,中资品牌海外产能基地已超过二十个,海外本土化生产规模接近中国汽车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这一规模的形成,是中国汽车产业在应对碳减排规则与市场准入差异过程中主动选择的结果,也标志着其海外经营从贸易导向转向生产导向。从结构上看,海外产能呈现出整车、零部件与电池多环节协同布局的特征,部分头部企业已实现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的全链条本土化。以单一企业为样本,上汽集团产品与服务覆盖全球一百七十余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累计交付突破七百万辆,布局超过一百个海外零部件生产基地、三千余个全球经销服务网点,并在泰国、印尼、印度、巴基斯坦建设四大海外整车制造基地。其印尼工厂作为中国在印尼的首个大型整车制造基地,自2015年落地以来已形成年产十五万辆的整车制造能力,涵盖冲压、车身、油漆、总装全流程,并于2024年投资建设电池模组组装线,印尼累计投资超过十亿美元。海外产能由此不再是单一的总装点,而是带动上下游集聚的制造与供应综合体。
业界将这一快速积累的海外产能称为中国汽车的“第二个七百万辆”:当国内整车年销规模趋于稳定时,海外产能正以近乎同步的速度成长为另一条增长曲线。海外产能与整车出口的双轮驱动,使中国汽车产业在总量逻辑之外获得了结构性增量,也使其国际经营从“卖产品”转向“经营市场”。然而,产能规模的增长并不自动等于经营质量与合规水平的同步提升,如何将规模优势转化为属地化运营能力,仍是考验企业的核心命题。
从区域分布看,中国车企海外产能已形成东南亚、欧洲、拉美三大主战场,并向中亚、非洲等市场延伸,呈现多点落地、区域协同的格局。东南亚凭借市场规模与区域贸易网络成为中国车企海外布局的密集区。泰国、印尼成为整车制造与供应链本地化的先行地,东盟十国约六点九亿人口、2024年新增近三百三十万辆汽车的市场体量,为本地化制造提供了需求支撑。泰国工厂本地化率已达到百分之七十,长安汽车泰国罗勇工厂的供应链本地化率已接近百分之四十,并计划于2027至2028年提升至百分之七十以上。
欧洲是中国车企应对碳规制与原产地门槛的前沿阵地。匈牙利、西班牙成为进入欧盟市场的桥头堡,企业不仅在此建设整车产能,还配套建设研发中心并与当地高校、企业开展合作,以欧盟“原产”与碳足迹合规体系为约束进行属地化布局。拉美以巴西为重心,中国品牌电动汽车在巴西已占据当地电动车销量的绝对多数,比亚迪巴西工厂的投产使其从进口转向本土生产并发展本地供应商。区域的差异也决定了本地化路径的差异:东南亚侧重成本与市场,欧洲侧重合规与品牌,拉美侧重产能与份额,不同区域的规则与市场结构塑造出差异化的本地化模式。
区域化重构的深层特征,是本土化从“总装落地”走向“生态嵌入”。早期出海以KD散件组装为主,产业链核心环节仍集中于国内;当前的区域化布局则以供应链本地化为方向,向研发、零部件、售后服务、金融与数字生态全面延伸。奇瑞建立的“1加7加N”全球协同创新网络,布局全球八个研发中心与十六个KD工厂,在西班牙不仅是简单的生产,而是结合研发、生产、供应链本地化与营销的一体化布局;上汽依托伦敦等地的研发创新中心,实现研发、生产、销售、服务全链条本土化。比亚迪在泰国工厂本地化率达到百分之七十的基础上,同步构建本地供应商体系。本土化深度因此成为衡量区域化质量的关键指标:本地化率的高低,不仅决定企业能否满足原产地规则,也决定其能否在目标市场获得稳定的供应链保障、降低汇率与物流风险,并在政治层面获得更大的回旋空间。
海外本地化布局对经营绩效形成了正向支撑。比亚迪将2026年海外销量目标设定为一百五十万辆,其海外单车售价约十八万元、毛利率接近百分之二十八,显著高于国内均价水平。奇瑞2026年上半年整体销量一百三十五点八万辆,其中出口九十四点五万辆,占比接近百分之七十,海外市场成为其销量主力。海外本土化生产规模的扩大,一方面通过规避关税与满足原产地要求保障了市场准入,另一方面通过本地化销售与售后提升了单车价值与利润率。尽管区域化布局推高了前期资本开支与运营复杂度,但对企业盈利结构与抗风险能力的改善是实质性的。
需要审慎看待的是,海外经营的高毛利部分源于出口车型的溢价定位与本地化程度差异,且处于动态变化之中。随着区域市场本地竞争加剧、关税与补贴政策调整,以及本地化成本逐步显现,单车毛利的可持续性存在不确定性。企业在享受海外市场红利的同时,应将其转化为本地研发与供应链投入,避免因短期盈利而忽视属地化能力的长期积累,从而在规则演变中保持竞争韧性。
表1 主要市场碳减排与市场准入规则对照
制度或规则 | |||
区域 | |||
核心要求 | |||
时间节点 | |||
CBAM碳边境调节机制 | 欧盟 | 覆盖钢铁、铝、水泥、化肥、电力、氢;拟扩展至约180种钢铝密集型下游产品,含汽车及零部件 | 2026年1月1日实施;2028年拟扩展 |
新电池法碳足迹标签 | 欧盟 | 动力电池加贴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标签,等级A—E五级,超阈值禁售 | 2026年8月18日强制;2028年禁售 |
新电池法再生含量 | 欧盟 | 最低再生含量:钴16%、锂6%、镍6%、铅85% | 2031年8月18日起 |
USMCA区域价值含量 | 北美 | 乘用车及轻型卡车区域价值含量75%;核心部件及钢铝70%北美采购 | 2023年7月全面实施 |
欧盟“原产”要求 | 欧盟 | 整车本地组装;非电池零部件本地化出厂价值比不低于70% | 拟议中 |
资料来源:欧洲委员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EUR-Lex及公开报道,经编制方整理;本表仅为要点对照,条款细节以官方文本为准。
区域化本土化重组并非单向的收益,而是一组成本与收益、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结构性再分配。从成本与效率维度看,区域化布局在降低关税与合规门槛的同时,牺牲了部分全球化规模经济。多地设厂意味着重复的资本开支、更小的单厂规模、更高的供应链协调成本,以及因区域标准割裂而无法完全共享的研发与制造平台。对处于起步阶段的海外产能而言,爬坡期的产能利用率不足、本地供应链薄弱带来的降本困难,是普遍存在的现实约束。
从标准与话语权维度看,区域化重构为中国汽车产业提供了技术外溢与标准输出的窗口。中国企业在全球动力电池市场的份额超过百分之七十,在整车电动化、智能化技术上的领先,使其在区域市场不仅输出产品,更输出制造能力与技术标准。本地化生产的深入,使中国企业从标准的被动接受者转向一定程度的标准共同塑造者,这是全球化分工旧格局下难以企及的机遇。从供应链安全与地缘风险维度看,区域化布局在降低单一市场依赖的同时,也放大了对特定东道国政策、能源与就业政治的敏感性。碳规制与准入标准处于动态演变之中,2028年碳边境调节机制扩展、欧盟原产规则细则落地、新电池法阈值实施等节点密集,规则的每一次调整都可能改变既有产能布局的合理性。多区域布局还带来合规体系叠加、数据跨境、技术本地化等新的管理复杂度。
对企业与政策制定者而言,区域化不是对全球化风险的彻底规避,而是风险的重新配置,需要在效率、安全与合规之间动态平衡。如何将“多点布局”转化为“系统能力”,而非简单叠加成本与风险,是衡量区域化战略质量的核心问题。
从全球分工的利益再分配看,区域化重组对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影响各异。具备全球多点布局与完整产业链的头部企业,能够在规则分化中灵活调配产能、摊薄合规成本,反而获得相对竞争优势;规模较小、单点依赖明显的中小企业,则面临更高的合规门槛与成本压力,被迫加速区域化或退出部分市场。区域化由此在产业层面表现为“强者愈强”的结构性集中,这也对中小配套企业的出海方式与区域选择提出了更高要求。
面对碳减排规则与市场准入标准的持续分化,区域化本土化已成为确定性的方向。企业与政策层面的应对,应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布局。在企业层面,应围绕四条主线构建竞争力。一是属地化合规体系,建立覆盖碳足迹核算、绿电溯源、原产地证明与本地化含量申报的多区域合规能力,将合规从成本项转化为准入资产。二是绿色供应链重构,推动电池与整车产能向绿电充裕区域配置,加快低碳材料、再生材料在供应链中的应用,以提前锁定2028年碳阈值与2031年再生含量节点。三是本地化生态建设,从单一总装厂走向零部件、研发、售后与数字生态的属地化,提升本地化率以满足原产地规则,并在目标市场构建稳定、抗风险的供应网络。四是多区域产能协同,统筹东南亚、欧洲、拉美与中亚等区域布局,建立区域间的产品平台共享与产能弹性调配,以对冲单一区域的政策与需求波动。
在政策层面,应围绕三项重点前瞻谋划。一是推动对外经贸规则谈判与标准互认,在双边与多边框架下推动碳足迹核算互认、原产地规则透明化与绿色标准协调,降低企业跨区域合规成本。二是强化产业支持与金融保障,完善海外建厂的融资、保险与风险缓释机制,支持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出海,避免企业孤军深入。三是建立规则演变监测与风险预警机制,跟踪碳边境调节机制扩展、原产地细则与电池阈值等关键节点,为企业产能布局提供前瞻性指引。产业政策的着力点,应从过去的鼓励出口转向支持全球产业链体系的构建,使区域化布局成为中国汽车产业全球竞争力的新底座。
与此同时,企业应重视跨区域的人才、技术与知识管理,将海外产能作为反向吸收国际研发资源、技术标准与客户需求的窗口,形成国内外产能的双向赋能。区域化布局的长期价值,取决于企业能否将分散的海外节点整合为统一的全球经营体系,并在效率、合规与安全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
全球供应链的区域化本土化重组,是碳减排规则、市场准入标准与地缘政治三重力量共同驱动的长期结构性趋势,而非短期波动。在可预见的周期内,主要经济体在碳规制与准入标准上的分化不会自动收敛,供应链的地理收敛与制度割裂将持续并存,汽车产业作为规制密度最高、全球化最深、碳中和压力最大的部门,将继续处于这一重构的前沿。
对中国汽车产业而言,区域化重构既是挑战,也是历史性的窗口。挑战在于合规成本上升、规模经济受损与多区域管理复杂度的增加;窗口在于,属地化生态的构建、绿色技术标准的输出与本地化产能的积累,为产业从“产品出海”迈向“产业出海”乃至“标准出海”提供了现实载体。海外本土化生产规模接近出口总量三分之一这一事实表明,中国汽车已进入产能与贸易双轮驱动的新阶段。
在全球规则分化的背景下,中国汽车产业的竞争力正在经历从“成本—规模”优势向“合规—生态”优势的跃迁。属地化合规体系的完备程度、绿色供应链的低碳水平与本地化生态的嵌入深度,将共同构成新的国际竞争力维度。区域化重构既是对既有优势的检验,也是对产业组织方式、技术创新路径与全球治理参与能力的系统考验。
展望未来,区域化与本土化将走向更深层次的生态化与绿色化。能够在规则分化的夹缝中率先完成属地化合规体系、绿色供应链与本地化生态三位一体布局的企业,将获得显著的先发优势;能够推动规则互认、标准协调与全球产业链体系构建的政策安排,将为整个产业赢得更广阔的回旋空间。这场重构的最终结局,取决于全球规则能否在分化中找到再平衡,也取决于中国汽车产业能否将区域化的压力,转化为制度、技术与生态层面的长期竞争力。
本报告所引用主要数据与事实均来自公开渠道,按正文线索列示如下。报告数据截至2026年10月,不同来源的统计口径与时间节点存在差异,引用时已尽量注明区间与口径。
1.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实施及扩展:欧洲委员会(ec.europa.eu)官方问答与新闻稿;财新网《中国车企“出海”欧盟如何跨过高壁垒门槛》。
2. 欧盟《新电池法》碳足迹等级标签制度:EUR-Lex法规文本(32023R1542);新浪财经《“本土化”是一道必须跨越的门槛》。
3. 电池最低再生材料含量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试析“价值链布鲁塞尔效应”的生成机制》。
4. 美墨加协定区域价值含量与钢铝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汽车报告及事实清单。
5. 欧盟“欧盟原产”及产能占比修正案:新浪财经、澎湃新闻相关报道。
6. 中国车企海外设计产能(2023—2026):盖世汽车研究院数据库,新浪财经转引。
7. 中资品牌海外产能基地数量与本土化产量占比:行业研究机构公开统计,编制方汇集。
8. 比亚迪海外产能与2026目标:中国日报网、中国网相关报道。
9. 上汽集团海外布局:上汽集团官网相关披露。
10. 奇瑞海外产能与销量:腾讯新闻、人民网相关报道。
11. 长安汽车泰国罗勇工厂本地化率:人民日报相关报道。
12. 全球动力电池份额与宁德时代海外布局:中国经济网相关报道。
13. 全球近岸/回岸占比:QIMA采购景气指数;OsakaWire全球贸易份额分析。
14. 巴西中国电动车份额:Intermedia Partners行业白皮书。
15. 东盟汽车市场规模:中国工业报相关报道。
本报告由泷澹实业(上海)有限公司、泷澹工业研究院、泷澹新能源汽车产业网研究部联合编制,旨在提供全球汽车供应链区域化本土化重组的机制分析与产业观察,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商业决策或法律意见。报告所引用数据均来自公开渠道,编制方已尽合理努力核验,但对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与时效性不作担保,第三方来源数据的口径差异可能影响结论。报告中的观点与分析反映编制方在特定时间点的判断,不构成对未来结果的承诺。读者依据本报告作出的任何决策,其风险与后果由决策者自行承担。未经编制方书面许可,不得对本报告进行节选、篡改或用于商业牟利。
编制单位:泷澹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泷澹工业研究院 泷澹新能源汽车产业网研究部
报告时间:2026年10月
愿景:做新能源汽车产业激励者,创新无限,品质无界!
使命:创新为先,品质为本,持续改进,追求卓越!
价值观:以人为本,产业领先,品质优良,服务至上!